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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幅子的格式 （1）卷和横披中国古代的一切图籍，原本都是可以卷舒的，如前汉天文图、兵家图等实用图画，都是织物为底子而可以卷舒的卷子，便于用来阅读。即使竹简、木简，也是横穿纬带连成卷册，舒展开来观看的。以后书法、绘画作品的装卷，即是竹简、木简书卷形制的演绎。秦汉的“经卷”、“卷子本”，有用绢、帛、布艺、粗麻纸等上浆装背之说，这是装卷的开始。所谓“卷”是指裱成横长的式样，置于案头或桌上可以边卷边看的，亦称“横看”或“行看子”。在未裱时横长的画心亦可叫“卷”，如唐高闲《草书千字文》就长达331．3厘米，所以称为“长卷”，而短、狭、方、圆等小幅，就不能这样称呼它。也可以由许多小幅联缀起来合裱成一卷的，如传世的晋人名帖王羲之《十七帖》（因卷首有“十七日”三字，故名之）、西晋陆机《平复帖》、东晋王珣《伯远帖》，原先都是小幅笺纸，但因联合裱成手卷，成横看，也就以“卷”称之。 平常所见五代、北宋绢本画卷，颇有高到45～50厘米左右，即一幅绢的整个门面，不如任何裁剪。矮卷也有，但较少。到南宋绢卷，又矮多于高，如杨无咎的《雪梅卷》、马和之的《毛诗图》卷和马远、李嵩等人的画卷，其高度大都不超过30厘米。现在的手卷，尺寸大小还是大致如此。纸卷则有较高的，大都不超过50厘米，直到元代还是如此，这也许是习尚使然吧！ 手卷结构复杂，其排列顺序，由“天头”、“副隔水”、“正隔水”、“引首”、“正隔水”、“画心”、“正隔水”至“拖尾”裱成。“天头”是用以装饰和保护画心的，一般用深色绫绢料镶成。“引首”是用来题写手卷名称的，过去一般用冷金笺，现在改成染色仿古笺纸镶成。“拖尾”选用；旧气的宣纸接成，是留给鉴赏者用来题词的，另一个作用是加大手卷的轴心圆周，所以至少要长达二丈左右，一般要用三张宣纸托好后裁开粘连而成。因为轴心粗大，画心起卷弯度增大，这样有利于保护画心。为了使天头、引首、拖尾与画心分清眉目，不致紧接，增加美观，又需要有一相隔的镶条，这就是“副隔水”和“正隔水”，一般用淡色绫绢料镶成，但也要有深浅之分，方不致单调。 另有一种横式画心，两头装上木媚，叫做两耳，用来在建筑物的向阳面壁上张挂，使建筑物如增开一个横窗，借优雅景色，起着借景为饰的作用。这种装潢品式称为“横披”。至于书法，以隶书为例，由于隶书特点带扁、取横，用横披写能呈现出左右分张、联翩飞扬的意趣，能使通篇精神洋溢，气象外耀，故横被又为书法作品的传统装演形式之一。宋代赵希鹄《洞天清录集》载：“古画多直幅，至有画身长八尺者，双幅亦然，横披始于米氏父子，非古制也。”在装潢制上，横披非最古形式，而在收藏时便于卷紧而不折伤画面，即在左右耳背后作两个半圆杆，在卷起时可对合而成圆杆，称为“月牙杆”、“互合杆”、“和合杆。” （2）轴、屏条直幅、方幅书画，装成轴幅，始于何时未详。敦煌石窟发现的佛像，有唐代的“帧子”，可算是现存最早的轴幅。轴起先是来自屏障上拆下来的单片改装，相传为后世立轴的形制，实为屏风上揭下来改徒的绘画遗风。米芾《画史》：“知音求者只作横挂三尺轴，惟宝晋斋中悬双幅成对，长不过三尺。”书中谈到挂轴的种种方式。轴幅不长。想来宋代尚席地而坐，房屋不高，故轴亦不长，存世宋代画轴尚多，书轴则仅见南宋吴据书诗一幅。所见元代至明初的书轴也还不少，到明中叶以来，书轴才渐渐多起来。 在屏障上拆下来的单片（大都是宋代的），当然可以改装。因绢的门面较狭的关系，有的拆下来后分散了，所以现在看到的有五代、宋代的绢轴，往往有狭长幅式（阔度50厘米左右）而画意不全的。如巨然《溪山兰老图》，上边注有“巨五”二字，意即巨然画的第五幅；郭熙《幽谷图》等，也是失群的屏障中的一部分。大凡称轴的，装潢时加出轴头，屏对则是平轴，以此为别。 中国住宅的厅堂斋室，深堂奥壁，光线过暗，放需要悬挂装裱立轴字画，概称挂轴，以增加室内光线及艺术效果，使居者有明朗清静之感。书画装潢，规格大小尺寸皆有定式，即根据建筑尺寸而定。明清好高楼大厦，故挂轴长阔与宋代有异，或长至八尺者。展望现在与将来居室，要皆小而精，挂轴装裱，宜渐晚清的纨扇有用金绢的，又有中界扇骨面使书画分为两半的，这倒是那时候的特色。 （3）“折扇”又名倭扇，宋代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高丽国》：“彼使人每至中国，或用折叠扇为私物…谓之倭扇，本出于倭国也。”至南宋时设铺自制，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三记临安有“周家折楪扇铺”。据刘廷机《在园杂志》和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：“明永乐年间，成祖喜折扇卷舒之便，命工如式为之，自内传出，遂遍天。今（万历、崇侦）则流行最广，而团扇几废矣。”“至于挥洒名人翰墨，则始于成化间。近有作伪者，乃取国初名公手迹入扇，可晒也。”作画者大多为苏州的一些画家如吴宽、李应祯、沈周等人，以后才普及到各地的书画家中。但明代宫廷供奉如林良、吕纪、王谔等人的绘画，始终未见于折扇中，什么原因难考。 折扇有九方、十二方、十六方以至二十方以上的，分方越多则越易折痕损断。又偶见有无折痕的扇形裱页，那不是从扇骨上拆下来而是剪成扇的形式专为装册之用的。 折扇制成必用金笺或云母筹，取其板硬。此两种笺纸又必须极熟而光滑，故难以留笔吸墨，金笺尤甚。这个特点又影响到书画家笔墨上的特征。鉴别真伪时必须加以注意，否则就会看朱成碧，以真为伪。 （4）对联又称对子、门联、楹联，是文学艺术、书法艺术中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传统形式。它始于五代，盛于明清。秦汉以前就有用桃符来镇鬼驱邪的风俗。桃符本来只是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，《后汉书礼仪志》说：“以挑印，长六寸，方三寸，五色书文如法，以施门户，止恶气。”开始在桃木板上画神荼、郁垒两个神像为符，《山海经》也有记载。到了五代，关于孟昶题桃符板事，《宋史西蜀孟氏世家》、张唐英的《蜀梼杌》、黄修复的《茅亭客话》等都有记载。如《蜀梼杌》说： 蜀未归之前，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，以其词非工，自命笔云：“新年纳余庆，任书号长春。”后蜀平，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，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。 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。又据《宋代楹联辑要》载：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，孟昶的兵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： 十字水中分岛屿；数重花外见楼台。 这恐怕是最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。 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，平仄协调，上联尾字为反，下联尾字为平。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，就更远。秦汉瓦当中刻有“千秋万岁”、“长乐未央”等对语很多。诗歌中的对偶在《诗经》中俯拾即是，如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花”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等。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。不过真正讲究字、词、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，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，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，如李白的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，杜甫的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李商隐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都是些成对的名句。因此，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，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。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，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。王安石的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挑换旧符”说的即是此事。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，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。那时候也叫“春贴子”，如《墨庄漫录》载苏东坡在黄州时，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：“门大要容千骑入；堂深不觉百男欢。”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：“桃符诗句好，恐动往来人。”再后来，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，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。 对联用于祝寿和挽联，宋代亦有记载。如孙奕《示儿篇》提到：“黄耕瘦夫人三月十四日生，吴叔经为作寿联：‘天边将满一轮月，世上还钟百岁人。”’《石林燕语》提到：“韩康公得解，过省、殿试，皆第三人，后作为相四迁，皆在熙宁中，苏子瞻挽云：‘三登庆历三人第，四人熙宁四辅中。”’将对联题于书斋或寺庙等处，也见于宋代的记载，像真德秀为浦城粤山学易斋题联：“坐着吴粤两山色，默契羲文千古心。”苏东坡为广州真武庙题联：“逞披发仗剑威风，仙佛焉耳矣；有降龙伏虎手段，龟蛇云乎哉。”文学作品中的对子，最早也出现在宋代的话本中。如《京本通俗小说》里《碾玉观音》，写崔宁吃了酒，正是：“三杯莲叶穿心过；两朵桃花上脸来。”又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、《清平山堂话本》等书中，也都用了不少对子。宋代还有“灯联”的记载，《楹联三话》引《隐居通议》说：“贾似道镇淮扬日，上元张灯，客有摘古句作灯联者日：‘天下三分明月夜；扬州十里小红楼’，众称其切。”此外如集联，就是摘取诗、词、文中的句子凑成对子也起源于宋代，大文家王安石就颇擅长此道。 到了元代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对联较之宋代则有些冷落。流传下来的更少。我们见到的如《山居新话》记载杨瑞自题寓所春联为：“光依东壁图书府；心在西湖山水间。”以及书画家赵孟頫西湖灵隐寺的对联：“龙润风迴，万壑松涛连海气；鹫峰云敛，千年挂月印湖光。”此外，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。但是，在元人的杂剧中却使用了对联的形式。从现在元杂剧中看到，在每剧的收场时，常常用对子的形式点出题目和正名，如关汉卿《救风尘杂剧》在结尾时是： 题目：安秀才花柳成花烛；正名：赵盼儿风月救风尘。 伊然是一副对仗工整的对子，这也可称是元代对联的新的运用。 对联的真正鼎盛时期，则是在明、清两代。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为笼络知识分子，给予骈体文以特殊重视，由于科举考试的关系，许多知识分子都细心研究，务求精进，而对联之得以兴盛，与此恐怕木无关系。而且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也身体力行，倡其所好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便曾极力提倡。据《簪云楼杂说》载：“春联之设，自明孝陵昉也。时太祖都金陵，于除夕，忽传旨，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首。太祖亲微行出现，以为笑乐。”当然此等事不一定有，不过朱元漳的对联却有流传，据周晖《金陵锁事》载，朱元璋曾赐与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一副春联：“破虏平蛮，功贯古今人第一；出将入相，才兼文武世无双。” 清代的皇帝们也常常卖弄点风雅，在游山玩水之余题上一两副对联。清康熙玄烨南巡到镇江金山时，便摘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题在七峰阁上：“溪云初起日沉阁；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风流天子乾隆弘历的雅兴就更多了，到处题诗写对联，可惜值得称道传诵的却并不多。 在皇帝们的倡导下，对联自然也受到人们的重视，自明代中叶后便普遍地盛行起来。清官海瑞手书联，就是传世明人对联中的珍品之一。从袁宏道“骑马看年对”的诗句，便可看出一斑。明代以后，撰写对联的名家不少，像明代的解缙，清代的纪昀、翁方纲、阮元、袁枚、郑板桥、俞樾等，近代则有谭嗣同、王壬秋、林琴南、章太炎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杨度等等，而且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，如同诗话、词话之类的有关记述对联的著作也相继问世了。清梁章钜写的《楹联丛话》便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。 |